中标了一块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土地

2020-03-08 17:53

“老板是我爸的朋友,能让我干什么?什么都不干,照样拿工资,结果啥本事也没学到。”于是父亲又给他换了家公司。“这家规模不算很大,总想让我爸给他们投资,后来看我爸没有这方面的意思,就对我变得不再热情,我就只好自己创业了。”李兴苦笑着说。

“如果不是父亲突然因车祸离世,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。”史永强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。

王海没上过大学,所以创业伊始选择了技术含量不高的餐饮业。1999年,山西刀削面在北京还不多见,王海跟父亲要了20万元,在北京某名牌大学对面开了一家刀削面馆,从员工到厨师全部是山西人。由于餐饮形式过于单一,价格相对偏高,面馆在惨淡经营半年后关了门。

“一次失败我觉得没啥,不就是20万吗?也就是父亲原来一天的收入。”王海开始在北京上各种培训班,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人脉圈。一年后,他回到山西,再次寻找创业机会。“我不做花花公子,也不想接父亲的班。我顶看不上煤老板挣钱,既担心煤矿出事故,又要跟各级政府搞好关系,动不动还得接受煤矿安全检查,烦。”

“我心理压力其实挺大的。”王海点燃一支烟,浓雾弥漫中,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“我父亲的煤矿没有了,今后如果还找不到投资增长点,我会坐吃山空。孩子已经12岁了,媳妇不上班,但花钱挺多。我挺苦闷。”

山西的第一批煤老板出现于中国煤炭市场的第一次黄金时期,即1993年到1997年前后。当时,煤炭市场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,煤炭价格也从国家统一定价变为市场价格。第一代煤老板大多是农民,没有铁饭碗,在国有煤矿占领大部分市场的情况下,他们承包了一些小煤矿,本希望挣个吃饭钱,没想到煤价涨了,自己也一下子富了起来。不过,1997年之后,煤炭市场经历了将近5年的低迷期。到2002年,第二次黄金时期到来了,煤炭价格突然暴涨,这成就了第二批山西煤老板,他们也属于白手起家的“煤一代”,但数量远不如第一批多。现在,山西的“煤一代”大多都已经五六十岁。

采访结束时,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与史永强探讨了山西“煤二代”的现状与未来。他认为,大多数“煤二代”之所以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业道路,主要源于父辈积累财富相对容易,很多“煤二代”还想延续之前一夜暴富的方式。但是,在目前的体制下,依靠资源暴富的方式已经过时了,所以他们还在苦苦寻觅。史永强认为,如果“煤二代”能改变独享财富的观念,着眼于让财富发挥最大的价值,那么未来很多主动创业的“煤二代”可能就会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路。

父亲得知情况后,等他大学一毕业便立即让他回了国。又托了很多朋友,最后选定了一位朋友的企业,让李兴去工作。

“不管我爸怎么扶持,我就是不成器。和我一起留学的几个‘富二代’,如今好几个已经继承家族企业,开始大展拳脚了。”李兴无奈地说,“从小父亲就对我大包大揽,我毫无自主权,都习惯了,如今做什么都是优柔寡断,没主见,再加上自己没有什么实战经验,父亲又操之过急,所以我今后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办。”说完,李兴把脸埋在手掌中,陷入了久久的沉默。

很快,史永强又有了新想法。“很多人手里有钱,但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用处,另外一些人则急需用钱,却得不到现有银行体系的支持。”于是,史永强又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,帮助那些需要贷款创业的人。

王海今年35岁,父亲是第一代煤老板。在事业上,王海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。小时候,父亲没有给他很多关注;长大后,虽然有钱,但他并不认为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符,于是急于证明自己。

此后,史永强开始学习管理知识、经营煤矿,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。“我始终觉得,经营煤矿不是长久之计。一方面,煤矿对安全生产要求非常高,一旦出事就是大事;另一方面,煤挖光了以后怎么办?”2008年,史永强看准大同市城市改造的机会,投资8亿元,中标了一块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土地。

关键是,即使在自己的孩子眼中,他们的形象也不算高大。“煤二代”大多认为,父辈财富的积累完全是“靠天吃饭”,这使得自己与不少其他行业的“富二代”有着天然的不同。随着“煤二代”到了接班的时候,他们迫切地寻找自身定位。只不过,对大多数“煤二代”来说,这个过程并不顺利。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最近在山西采访时,接触了三种类型的创业“煤二代”,倾听了他们的创业故事,感受了他们的苦闷、艰辛与自信。

“刘备不会打仗,但关羽、张飞是猛将;刘备不会用兵,但诸葛亮会,所以我只要做刘备就行了。这是我父亲的格言。”坐在记者面前的李兴说。他今年25岁,父亲早年承包了几家煤矿,家境富裕。父亲对他的学业管得很严,但李兴的学习成绩只属于中上。2008年,他被送到法国读书。

“我经常去北京办事,花个几万块钱找找关系,小事都能办成。”一位张姓煤老板对记者说。在大多数“煤一代”的眼里,钱是能通神的。

“在当时并不是多好的地段,但是我研究过,这块地附近一定会重新规划,地皮会升值。”他的房地产项目完工时,售价每平方米3200元,但购买者寥寥。没过多久,市政府规划,把市重点高中大同一中的新址设在房地产项目附近,结果房价迅速飙升,如今已经到了每平方米6800元。

在其他一些行业的企业家眼中,煤老板们的生意没什么技术含量,无非就是两步:第一,生产煤炭;第二,把煤炭运出去卖了。在行业发展的早期,一些煤老板只要能批到火车皮,或者自己买几辆大货车运煤,就能发家。在煤炭市场繁荣的年代,煤老板们每个月去一趟煤矿,提着若干现金打点各个部门及相关人员,同时结算工人工资。因为大多是私人小煤矿,既不用上缴税金,也不需要任何管理知识。

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,李兴开始变得内敛、拘谨,创业谈何容易。父亲建议他借力,找个会经营、懂行的人帮忙。“2012年10月,我爸给我投资50万元,让我创办一家广告公司,专门负责一些房地产企业的宣传。我是总经理,副总经理是一位资深广告人。”实际上,副总经理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的灵魂。李兴不懂广告业,不懂地产业,如何构思一则广告,如何带领团队,如何招揽生意,全凭副总经理做主。结果不到半年,50万资本就用光了,而副总经理则自己另起炉灶,开了个新公司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2010年,山西省开始实行煤矿国有化改革,很多煤老板持有的煤矿被国家并购。“我一方面很得意,因为我几年前就不想做煤炭这个行当,说明我具有前瞻性;但是另一方面,我的客户源出现了问题,煤老板纷纷转型,拿了钱去外省投资煤矿、铁矿以及房地产了,我的生意一落千丈。”现在,他的店只剩下一家还勉强维持着。业内的人告诉记者,如今咖啡店的消费主体是年轻人,而王海店里的装修格调更倾向于煤老板喜欢的奢华,太不时尚。

虽然第一代煤老板对获取财富有自信,但对自身的商业能力、文化素养、社会地位却极不自信:他们不善于投资,只会大笔消费;买衣服只买贵的,不管是否适合自己;买车基本上都是车展上最豪华的;在北京买房不买别墅,只在长安街沿线买,因为“就喜欢离天安门近点”。

史永强今年42岁,父亲是位煤老板,他在无忧无虑中长大。1999年,父亲突然遭遇车祸去世。当时听到这个消息,史永强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母亲当机立断,对丧事秘而不宣,先带着史永强把应收账款收齐,同时把欠别人的账款结清。清理完三角债,母亲才宣布消息,办父亲后事。

7月的大同骄阳似火,城市里的气氛却已经和几年前不大一样:少了许多焦躁,多了几分静谧。在煤炭市场低迷的今天,“煤老板”在这里似乎已经成了过去式,人们偶尔提起的,是他们的下一代带出的话题“煤二代”创业。

“我只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,但是不受人尊重。记得有一次,我和父亲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买东西,服务员根本不拿正眼看我们。当时她可能觉得我说的普通话山西口音太重,就认为我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,这让我很窝火。当时我就想,要在北京混出个样子,让人刮目相看。”

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接触的“煤二代”中,史永强属于个人能力较强、思考也比较深的人。他认为自己涉足的产业领域尽管很多,却没有一个能够发展成百年品牌的。“煤矿肯定不是,房地产也不是。能做百年品牌的产业到底是什么,我一直在寻找。”他对记者介绍了自己正在尝试的领域:一是农业,二是教育。在他看来,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。

父亲有没有提供创业建议?王海苦笑了一下:“我父亲也在寻找投资机会,但是像煤矿那样一夜暴富的行业已经不可能找到了,于是做什么都觉得风险大,都觉得难。”

2006年,在父亲的资助下,王海加盟了某连锁品牌咖啡店,凭借在煤老板圈子里的人脉,他在大同开了3家分店。“在山西做这样的店,定位就是熟人联络感情的地方,但我的人脉大多是煤老板和他们的家属,所以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问题。”

采访中,王海对记者总结了自己的优缺点:优点是思维发散、敢于尝试,缺点是不够吃苦耐劳,总找不准定位。“听说有机农业不错,但是我的顾虑是,有机农业投入太大,无法保证一定会被市场认可,也许又会失败。如今我们没了煤矿的收入,已经输不起了。”他最后又自信地补充了一句,“不过,我屡败屡战,最终是会找到定位的。”

“到了法国,一下子没人管了,特别自在。”李兴说,“我去法国时连语言都没过关,好在法国学校里的中国学生很多,并不寂寞,不过在法国确实是没学到什么知识,荒废了4年。”